◎本报记者 张盖伦
“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这样写道。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文盲率高达80%。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56%。
百年间，科学的旗帜是如何飘扬起来的？
9月11日起，作为2021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的一部分，中国科学技术馆设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科普展”。该展览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科普研究所承办，其以时间为顺序，分4个篇章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开拓科普事业的百年历程。
用一口井破除迷信，让科学造福人民
成建制的科普工作，是在瑞金时期开展起来的。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对着一口井的照片，讲了红井的故事。
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从江西瑞金的叶坪村迁到沙洲坝。住在沙洲坝的居民，一直以来吃的都是又脏又臭的塘水。他们迷信风水，当地流传着沙洲坝是旱龙爷地盘的说法。所以，居民们宁愿喝脏水，也不敢得罪“龙王爷”。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后，干脆带领大家为老百姓挖了一口井。这就是后来的“红井”。有了井，当地居民终于结束了祖祖辈辈挑塘水的历史。
王挺说，这口井贮满清泉，也贮满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深情，成为共产党“让科学造福人民”的见证和精神传承载体。
当时的医药卫生科普，也是为了民众健康。1933年，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亲自编写了《简略卫生常识》，提出了八项卫生注意事项。在中央内务部与军委总部联合编印的《卫生常识》一书中，明确提出：“为减少苏区革命群众的疾病与痛苦，加强我们的战斗力量，必须使一般工农劳动群众了解普通卫生知识，加强卫生工作。”
科普事业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立。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
“双法”让高深数学走下神坛，把科学交给人民
一个展柜里，陈列着一份人民日报报纸版面复制版——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罗庚的长文《统筹方法平话》。
当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许多科学家走出研究所，到实际生产中找课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华罗庚致力于优选法和统筹法的推广、应用和普及。他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认为可以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毛泽东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1965年，华罗庚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易操作的“双法”，写成了大白话的小册子《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在20多个省份进行培训、推广。
“这是科学家在国家的建设发展中，把所学回报社会，把科学交给人民。”王挺说。
其实，新中国从成立伊始，就重视科普。
时间回溯。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几位科学家率先提出把普及科学知识写入其中。把科普工作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也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创新和普及工作的重视，揭开了新中国科普事业的新篇章。
要普及科学知识，更要弘扬科学精神
时间继续向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普事业迎来新春。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1979年，中国科普创作协会成立（1991年更名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1980年，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成立（后更名为中国科普研究所，成为唯一的国家级科普专业研究机构）。
王挺说，以“科普”为名的研究所，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独一无二的。“这说明我们党非常重视科学在全社会的普及。”
还有一个“独一无二”，是我国的科学普及法。它于2002年通过，标志我国科普事业在法制化轨道上迈出坚实步伐。
时间走到今天。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动员令。他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王挺表示，这一重要论述为科普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科普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今年6月，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其明确，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到2025年要超过15%，到2035年要达到25%。而2020年，这一数字是10.56%。
王挺坦言，在网络时代，科学知识的获取已经越发容易，但科学精神的弘扬仍是需要我们补足的短板。“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科学要成为一个人的自觉，一种内在的素质。这种素质的构建，也需要我们建设一个终身学习型社会。”王挺说，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也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也许困难，但只要努力，终会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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